挽救中医，刻不容缓

——卫生部中医司原司长 89岁抗日老战士、老中医吕炳奎致胡锦涛总书记

2002年11月15日

　　胡锦涛总书记：

　　现向您报告有关中医药学遭遇到有史以来没有过的灾难的事实。

　　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中国文化的宝贵遗产，是一流传了数千年未中断的、至今仍在发挥作用的学科。它又是一活文物，中医药学没有因为它的古老而在现今丧失治病的功能和极高的疗效，因为它是在中国哲学方法指导下创立的学科，具有超时代的内涵所致。说到文物，对文物保护有整旧如旧、原汁原味的要求，这个要求，同样适用于中医药学。现今，卫生部等部委对中医药采取了以现代化的道路去改造它，要对中医药进行创新，这将给中医药的原汁原味彻底破掉，这是个错误的路线。中医药学在现今，不存在创新的问题，而只有继承、发扬和提高之路。原因很简单，中医药学在高等教育上已完全被西医化，继承都已经成为问题，如何去创新？

　　建国53年来，党中央和中央政府对中医药一直是十分关注和保护的，谁反对和要消灭中医药学，就会给予严厉的批评、直至撤职处分。解放初期，就有对当时卫生部第一副部长、党组书记贺诚和副部长王斌的消灭中医药政策的行为，给予行政撤职处分的先例（部长是民主人士李德全）。但是，这并未将中、西医在行政管理权上给予分开，使得中医在卫生部内长期受到西医的排斥和压制。可以说，中医被西医统治了53年！因为有了王斌、贺诚被撤职的前车之鉴，反对中医药的势力，采取了打着发展中医药学、弘扬中医药学、中医现代化的旗帜，进行着反对和消灭中医药学的勾当。由于卫生部长期以来均是西医掌权，现今，在消灭中医药学的进程中，已经获得节节胜利。2002年11月6日，中国中医药报刊登了《中药现代化发展纲要》，这个纲要将中医药学彻底的破坏了，是西医消灭中医药学的重要证据，也是它蔑视中医药学的一块耻辱牌。

　　对西医消灭中医的做法，或者说以西医改造中医的做法，庄子在《应帝篇》中有一很恰当的比喻，其谓：“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中医药与西医药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医学体系，实行中医药现代化，其意就是要中医药西医化，这与倏和忽为浑沌凿七窍异曲同工。

　　由于中医药学在中国人心目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是中国人的民族感情的促发剂。当今，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开始增大，在许多国家政府以及人民也开始承认和接纳中医药学的时刻，中国的卫生行政部门却在做着过去连殖民主义者和汪伪汉奸都未做到的事——消灭中医药学。这不光是广大中医药从业者所不能容忍的，一旦真相大白，全中国人民也是不能容忍的。故针对当今这种打着发展中医药学，中医现代化的旗号，干着消灭中医药学的行为，党中央及中央政府应当顺应中医药界以及中国人民的心声，采取有利于中医药自身发展的行政措施，即将中西医在行政上分开，各自独立管理，真正让中医药学在没有西医干扰的前提下重新获得生机。这对提升中国文化在国人的心目中的地位，以及国人对党和政府的拥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为挽救中医药学不被消灭，特提出以下解决办法，望能充分考虑，给予实施，真正以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生死存亡为基点去挽救中医，也必然会得到中医药界和中国人民的拥戴。

一、解决办法

　　为能使中医药学真正按照自身发展和存在规律弘扬起来，针对现时对中医药学的错误认识和一切以美国医药标准为中药标准的错误做法，防止用中西医结合和中医药现代化为幌子，去削弱和消灭中医，我的建议如下：

　　1.建议中央以保护中医药学为由，将卫生部一分为二，设立中医与西医两个在行政等一切方面平等的行政机构，终止建国53年来西医统治中医的行政模式，使中医能够独立管中医，能够和西医平等竞争，相互补充，现今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仍是被西医统治的，故没有起到设立它的应有作用；并推荐现任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市场司司长骆诗文同志负责中医药的领导职务，他是中医药学徒出身，对中医药学有着深厚的感情和知识，并有在中央机关工作的经验，现年57岁，是中医药界不可多得的人才。

　　2.为能使分治后的中医药行政部门真正按自身发展规律存在下去，应加强和扩大中医药行政部门的相应权力，与现行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权力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个中医药行政部门至少应有以下权力：

　　（1）首先将中医药的教育权从教育部移交给新的中医药行政部门；

　　（2）由新的中医药行政部门起草有关中医药的各个方面的法律法规，上报人大批准；对以前限制中医药的法律法规宣布它不适宜中医药界，只适用于西医药界；

　　（3）有确立中医药的研究课题的权力，可与科技部协商，如确立中药自身的符合中医药的鉴定标准，废除以美国医药鉴定标准为中医药的标准的规定和做法；

　　（4）中医行政部门有按照中医药学自身发展规律审批中医师职称以及设置临床机构的权力；

　　（5）确立中医药和西医药在行政上，医疗上，地位上的平等原则及法律，使它们在为人民治病上获得同等地位；

　　3.应在中央或国务院成立一支持中国文化中各个学科发展的小组或委员会，保障包括中医药学在内的各个学科独立发展和存在。如，在此框架下，成立中医药专家委员会，人员由中医药界著名老中医、老药师和坚决支持中医药学独立发展的行政官员和教授、讲师组成。其负责监督指导和协助中医药行政部门的领导工作，防止偏离中医药发展的正确路线。

二、现时状况

　　经过调查，中医药界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关心中医药存亡的人已不局限于中医药界，如，现代教育报编辑郝光明，年仅28岁，对中医药的处境做了调查，在2001年10月写出了“救救中医吧”的系列报导，对中医药学的失落痛心疾首，虽然文章上有些偏激和不熟悉新中国中医发展的历史，但是，他从此不知去向。

　　现将各方面的现实汇报如下：

　　1.现今虽已有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但其在行政上仍隶属于卫生部，加上其现行司局长以上官员从未对消灭中医药学的行为和法律法规进行过抵制，没有起到促使中医药学独立发展的作用。这是西医统治中医的管理模式所造成的。

　　2.现今中医药学的管理权已被各大部委瓜分，如科技部、经贸委、教育部、农业部、药监局、卫生部、商业部、计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都有权插手中医药学，造成中医药学在管理上多头而无序，并且大多部委全是不懂中医药学的人在管。

　　3.《执业医师法》规定，必须有4年以上医学院校的学历者，方能参加资格考试，而中医药界大量的医师均没有这种学历，基本上是学徒出身，造成大量的中医师失去了行医资格。

　　4.取消中药店内的坐堂医师的传统，不顾中国百姓的治病习惯和方便就医，既伤害了百姓的感情，又增加了他们治病的麻烦，也使大量的中药店倒闭，大量中药从业人员流失。

　　5.中医师现今就是具备了开设门诊部的资格，也无法申办，全国已停止批准新设置个人门诊部，而且，就是准许设置，其硬件及注册资本也会令人望而却步：门诊部必须大于300平方米，注册资本也不菲。

　　6.中医师临床用的自制药是每个中医师都必须掌握的技术，而对中医师自配药的限制，约束了中医师治病的手脚，并且，经常被执法部门随意扣上销售假药的罪名。

　　7.将中药定性为农产品，将其种植权放开，由农民自行决定，并不顾中药产地的特点，随意改变具体中药种植的产地，这对中药的药性带来了破坏性的结果，造成中医治病的疗效大降，给患者造成痛苦，也使假药充斥中药市场。

　　据国家药监局文件〖国药监市（2001）497号〗中披露，对全国17个中药专业市场的抽检结果，不合格率最高的竟达到95。1％，最少的也有25％，总体看，17个市场中不合格率在50％以上的有11个，其中超过90％的有6个。

　　8.中药饮片是中医治病的主要物质基础，它是经过数千年实践而来的，是中医中非常科学和方便配药的物质基础。现今所推行以颗粒饮片来代替实物饮片的方法，破坏了中医师配药的规律，颗粒饮片的药性远不如实物饮片，况且它还给储药、配药、病人冲服带来了大麻烦。颗粒饮片的强行推广，并将此说成是中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这将把中医药破坏至尽。

　　注：颗粒饮片：是把中药单味药提取浓缩，然后加入淀粉糊精制成颗粒，分小包装装入塑料袋内，服用时根据处方的各味药的颗粒饮片混合起来冲服。这种剂型同传统中医开处方用中药饮片煎煮成汤药有很大的区别。……并且，这种颗粒的价格比普通中药饮片平均价格高出2〜3倍，直接增加了消费者的经济负担和公费医疗的支出；由于工艺简单，全国所有中成药厂都能生产；由于把有形的饮片变成了细小的浓缩颗粒，肉眼不能分辨其所用药材的真伪，因此极易被假冒仿制，市场上又很难监管，……因为生产中加了糊精淀粉，且用塑料袋包装，因此又很容易受潮变质，存放期短，占空间大……等等。

　　9.在中医药学的教育上，西医化已成为事实，并且中医药学理论被否定，大学里培养出来的学生，已不会用中医的望闻问切方法来诊断疾病了，大多学生毕业后，根本不相信中医，中医药大学的教授对他们的评价是：中医药学的掘墓人。可见中医药学在教育上已到了后继无人的境地了。

　　10.中药出口以及对中药的鉴定标准，不按中药自身的标准鉴定，反而以美国的标准，从而从根本上动摇了中药的地位，在客观上否定了中药的药性。

　　11.贬低中医药学的学术地位，以及在中医药学教育上的随意性，使中医药学成为一部分人骗医的招牌。如有关部门举办的针灸学习班，时间只有1〜3个月，就可以拿到盖有卫生部大章的结业证书，很多学员拿此在国外开起了诊所……，败坏了中医药学的名声。

　　12.中西医在行政上的不平等。长期以来中医一直受到西医的统治，在经费上的分配就可以看到，中医的经费只占有很少一部分；中医的人数，1950〜1958年时近50万，1978年时只有25万，现今也只有38万，而西医人数则由1930年时的4000人，到现今的200万人，中医药学由于在各个方面都与西医药学不平等，中医已接近被消灭的边缘。

　　13.中医院说是中医，实质上仍是以西医治疗手段为主，中医为辅。全国几乎没有一所纯中医医院，中医成了西医的附属品。这还不如韩国，韩国对中西医有明确的规定，即西医不得使用中医方法和中药，中医也不得使用西医方法和西药，这个规定我国是可以借鉴的。

　　总之，中医药学在现今的状况，可以说已经被西医消灭了，只是掌握有纯中医技能的中医师们还没有死绝，人还在，但是这些人也都是50岁以上的人了，50岁以下的会纯中医的几乎为零。照此下去，再有10年，中医药学要翻身就难于上青天了。中医药学是中国文化的根基之一，现代西医学是无法与它相比的，如果现在不去纠正对中医药学的错误做法，不断然将中西医在行政管理上分开，还延续现今的管理模式，那么，中医药学将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失落，如果这样，那我们将是中华民族的罪人。

三、新中国中医药事业的有关历史情况

　　1950－1951年间，中央卫生部召开了第一次卫生行政工作会议，这个会议还邀请了汪伪汉奸余云岫参加会议，他在会上发表讲话，提出“中医是封建社会产生的封建医”。卫生部错误地轻信了余云岫的话，把中医的行医资格取消了，全国各地办起了进修学校，把中医集中起来学习西医，来改造中医师。因此，全国的中药店也都关门停业，中医药界一时一片混乱。不久，中央的钱俊瑞同志发现了这个问题，中央政治局对此进行了讨论，毛主席立即撤消了卫生部党组书记兼第一副部长贺诚与副部长王斌的职务，中医药重新开业。

　　1953年初，我在南京，时任中共江苏省统战部副部长兼省政协秘书长。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江苏省委书记柯庆施刚从北京开完政治局会议回来，正值年关。由柯庆施出面在其家里邀请南京的各方面专家学者吃年夜饭（当时的中科院尚在南京，还未迁来北京），在席间，柯庆施传达了中央对卫生部轻视排斥中医的错误，撤销了卫生部党组书记贺诚和副部长王斌的职务。并把我介绍给大家：“咱们新四军中还真藏龙卧虎呢，吕部长是名医出身，叫’中医司令’，那时兵荒马乱，名不副实，现在该归队了，中医的事业让他来搞吧。可以先办一家中医院，并成立一个中医学院。”这样，大家纷纷表示赞成，我也很高兴重操旧业。

　　过年后，年初五，省委开会做了正式决定。任命我为江苏省卫生厅厅长兼党组书记。

　　我即利用卫生厅原有的中医学习西医的进修学校改为中医师资进修学校，把学员培养为师资，集体编写中医教材，这所学校共培养了二百多名中医药师资，编写出第一套中医药系统教材。这二百多名学员（师资）以后支援到北京40多名，其中大多成为日后北京有名的中医师，有董建华、程莘农、杨甲三、王绵之等，还支援了河北、河南、内蒙等省区的中医院校。中医药学的第一批师资与教材，全是我在南京办起来的。

　　1956年，我调任卫生部中医司任司长，此时，李德全部长，徐运北副部长对我的工作非常支持，郭子化副部长具体领导我我日常工作。中医工作在这个时期（大约一年多）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开始建立中医高等教育院校，由于有南京中医药学师资和中医药学教材的基础，北京中医学院经过半年的调整，进入正规教学。以后，为了团结西医，响应毛主席的中西医结合的指示，中医司又进行了西医学习中医的工作，简称西学中，卫生部的西学中报告是我起草的，毛主席对此有著名的批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整理，提高。”这是中医工作的一个历史性事件。另外，为使西医能学好中医，专门让南京又编写了“中医学概论”，并推向全国使用。后来的全国数十所中医学院，全是我一手推动办起来的。

　　中医药学受到毛主席的直接关心，有了很大发展。1962年，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国家经济困难，对各个行业进行了精简，教育系统也同样面临40％的精简。根据精简精神，卫生部教育司提出，全国23所中医学院只留5所，即南京、北京、上海、成都、广州。对此，我心急如焚，多次与教育司协商，得到的结果是留12所。此后，国务院文办在有关教育系统精简大会上（开了40多天），仍宣布中医学院只保留5所。我立即给周恩来总理写信报告，并恳请徐运北副部长亲手交给周总理。徐副部长将信交给周总理时，还将我的意见直接转达给了周总理：“中医学院问题，中医司不同意砍掉10多所！”得到周总理“中医学院问题再考虑”的一句话。在教育系统精简大会总结会上，文办主任林枫宣布：“中医学院不动”，就这样，经过我的力争，中医学院全部保留了下来，只是河南洛阳正骨学院和河北中医学院因省里坚持下马，实际保留下来21所。

　　但是，由于中医管理部门一直是在卫生部领导之下即西医领导之下，到了60年代，卫生部某些领导仍然对党的中医政策阳奉阴违，为此，自1964年9月7日，1965年1月13日，7月12日，我针对卫生部对中医政策的错误做法，连续给毛主席写了三封信，向他直接汇报和反映这些问题，使中医事业又得到了一时的发展。

　　“文革”期间，中医药事业遭到了破坏，“文革”后，中医药界大减员，由1958年的50多万，锐减到1978年的25万多人，中医药学面临着失落的危险。中西医学术上的偏见，影响到卫生部行政领导，中西医的不平等地位就是这种偏见的状况。虽然在解放后，我们党和政府极为重视中医药学，提出了团结中西医的方针和继承发扬中医药学的政策，把中医药学从绝境中解放出来，旧中国那种“中医饱受欺凌摧残，祖国医药学日趋湮没”的境况得到改变，中医药学得到了新生，中医药事业有了发展。但是，由于学术上存在着严重的偏见，而且根深蒂固，对中医药学的科学性没有足够的认识和了解，采取鄙视、歧视中医药学的错误态度和把中医药学体系放在医药体系的最低位置的做法，始终没有解决。1980年，经过几年的调查研究，我提出了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都要长期发展长期并存，把三者置于同等的地位，三支力量的方针，可以说在理论上解决了几十年来遗留下来没有解决的问题。三支力量的方针，在1982年衡阳会议上被确立为中国医药发展的方针。会后我即退居二线，当时的部长崔月犁同志虽然竭力支持中医，弘扬中医，对中医药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但是，卫生部对中医药学的偏见和压制，已经无法改变，三支力量的方针没有得到执行。中医被西化的倾向愈来愈严重，虽然此后成立了中医药管理局，但又是主张中医西医化的人在掌权，中医想走按自身发展规律的道路无法实现。而中医药学的教育大权又放到了教育部，也是中医教育走向西医化的一个原因。

　　如果现今不去纠正中医西医化和中药现代化的错误做法，不给中医药学独立的行政管理权，那么，不出十年或再长些时间，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中医这个名词永远存在着，中药中的植物、动物、矿物也都存在着，只是会用这些药物的中医师没有了。如果真的到了那个时候，再去纠正就为时太晚了，后人将会骂我们这代人是消灭民族文化和民族瑰宝的罪人。中华民族独有的宝库也就形同虚设了。中华民族连自己最值得骄傲的中医药学都保护和继承不了，将无颜面对全人类！我作为新中国中医事业的奠基者和见证人，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为中医药学的复兴大肆呼吁，希望总书记注意到这一关系到中华民族自尊心，和代表了比现代西医学水平更高的学科——中医学的命运，认真考虑这一有关中医药学生死存亡的建议。

　　此致

　　一个为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进行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流过血、负过伤的老战士；一个为中医药事业奋斗了大半生的老中医；一个不愿看到中华民族文化科学瑰宝——中医药学失落的中国人寄与厚望的

　　敬礼！

吕炳奎

中医危局:从资本阴谋到制度陷阱

吕嘉戈

编者按：这篇文章是《挽救中医——中医遭遇的制度陷阱和资本阴谋》一书的导言。本书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书中揭示了许多鲜为人知、触目惊心的事实，许多篇章是第一次公开发表。本书的编著者吕嘉戈先生以一片赤诚之心对中医药传统的传承与保护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感谢吕嘉戈先生提供电子文档，感谢陈雪芳女士提供样书。

中医是中华民族健康祛病之本，也是中国文化的瑰宝和脊梁。然而今天，这个脊梁已病入膏肓，危机重重。

大多中国人都不会相信中医会在中国人手中被消灭，也不会理解这些中国人为什么要消灭中医。有人会说，中医现今还是有发展的，国家是重视的。但这些人现在所讲的中医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医了，而是已经西化了的或是中西医结合的“中医”了。

对中医实现“现代化、科学化、国际化”是美国洛克菲勒财团在1927年策划的旨在消灭中医，进而以美国的西医实现垄断中国医药行业的一个资本阴谋，即打着“现代化”的旗号，行消灭中医之实。这个阴谋在今天可以说就要实现了。如果让洛氏消灭中医这个阴谋在中国实现，中国文化将失去最后的阵地，被美国人誉为“安全、有效、廉价”的中医将不复存在。欲摆脱中医的这种危局，认清中医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固然是十分重要的，但更重要和紧迫的，是对中医管理思想和管理制度的反思。

让我们回溯历史……

一、洛克菲勒“以华制华”的谋略和它的历史完成

中国文化以其无比深厚的内涵，令西方殖民主义者无所适从。1840年之后，西方用炮舰轰开了中国的大门，进而一步一步，将中国从一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掠夺成一个赤贫的国家。中国人被他们在军事上征服了，但是想征服中国文化谈何容易。而不征服中国文化，就无法征服中国人的心。于是他们采取了一个从长计议的策略：用庚子赔款的一部分在中国建立大学，并大量吸收中国留学生，目的是培养自己的代言人。这实际上是学中国人提出的“以夷治夷”策略，也可以称其为“以华治华”。这个策略实施的结果如何呢？事实证明，它是相当成功的。20世纪，否定中医及中国文化最极端而决绝的往往正是中国人自己，这就是一种铁证。

在新文化运动经过了近百年之后，中国传统文化已经到了行将灭亡的边缘，其脊梁——中医学，马上就要被消灭了。这里面充满着历史的吊诡：从来未见过一个民族这样起劲地消灭自己本民族的优秀文化，这样起劲地消灭本民族医学。这是一个悲剧。要阻止这种悲剧的继续发生，就要了解西方是如何运用“以夷治夷”或是“以华治华”手段，来对付和消灭中国文化的。

垄断是许多西方财团的资本目的。美国洛克菲勒财团在上世纪20年代已经垄断了中国的煤油和电力市场，其强大的药品帝国对中国的医药市场同样企图实现其垄断，可是中医的存在妨碍了它垄断之梦的实现。于是一个资本阴谋出现了，他们投入大量资金来进行说服中国人厌弃中医，而相信西医。用中国人来消灭中医的“以华治华”的谋略在此被应用得天衣无缝，以至于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中医已经走到了行将灭亡的境地时，医学界还在争论中医是否科学和现代化的问题。在现今，人们看不到洛克菲勒财团所作所为，因为它的存在已经不是一般财团的规模了，而是运行到了近乎老子所说的“大象无形”的状态，不用脑子思考是看不到它的存在的。

清末民初，由于清政府一直采取以洋压汉的政策，尤其是慈禧与光绪相隔一天死亡的事实，太医院被废置，中医就此不被重视。此时，大量的官派留学生归来，其中学习西医的学生基本上是一致反对中医的。然而，从历史上看，早在“甲午战争前中西医之争就已开始，当时只限于学术之上，加之早期的西医几乎全是外国传教士，也不便公开与中医为敌。……废止中医之争始于清末，但仅出于民间，到1916年余云岫出版《灵素商兑》大肆否定中医并非偶然。然始创由政府职能部门进行废止中医，还是在1928年原协和医学院院长及中华医学会会长刘瑞恒当上南京政府卫生部副部长之后。他采取行政手段，照余云岫等人主张，废止中医。而余云岫于1934年主编《中华医学》杂志5年之久，大块的反中医的文章曾在该杂志上发表。……1928年底，刘瑞恒于中华医学会会长任满，转而充当南京政府卫生部副部长，其背景即在美国人的支持”。“废止中医案”之所以能在当时的卫生部通过，主要与会的人均是留学归来的学习西医者，如主持人刘瑞恒系留美学习西医者，余云岫系留日学习西医者，余下的均是留学美英学习西医者。自1929年2月，南京政府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由卫生部副部长刘瑞恒主持，与会17人中没有一位中医。这次会上通过了“废止中医案”。当中西医之争由民间讨论走到了以行政手段进行废止中医的境地时，中医存亡之事就成为了一件有关中华民族文化存亡的政治大事。

1950年新中国卫生部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也是副部长兼党组书记的贺诚及副部长王斌，将南京政府时期废止中医案的主要人物余云岫邀请来参加会议，并支持他废止中医的观点。贺诚讲到：“过去余云岫先生曾批判过中医学术，有许多是对的，即使在批评尺度方面，对中医问题的解决方法上，有不能使中医满意的地方，但基本精神还是好的，中医也正是有了他的批判而引起了警惕和注意，也曾获得一些改进。......个别中医认为余先生来参加全卫会议和中医小组就难以同意，须得重新考虑，我以为为显得中医代表的进步，体会毛主席中西医大团结的精神以及我们伟大民族的伟大胸怀和气魄，应当欢迎余先生来参加中医小组，并要他作更多的批评与改革中医学术的意见，这对于中医来说是有好处的。”

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实际上成了一次以围剿中医、并形成一整套行政措施消灭中医为主题的会议。这个消灭中医的政策在执行了三年之后，全国中医业一片萧条。当时国家文委副主任钱俊瑞发现了卫生部消灭中医的做法并上报中央，毛泽东在1953年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撤销了贺诚、王斌的副部长职务，并于1954及1955年在《人民日报》开展了对中医问题的讨论和对贺诚、王斌的批判。中医这时才又有了生机，获得了暂时的发展。

但卫生部的行政体制以及对中医认识上的偏见并未因此消除，卫生部西医势力仍占主导地位。由于毛主席对中医的支持，每当卫生部对中医进行打压的时候，只要毛主席得知，就会有批示批评卫生部。但是他对中医的认识也有偏颇，新中国中医事业奠基人吕炳奎对此认为，毛主席“提出了西医学习中医，想以西医学习中医来提高中医，事实证明不切合实际。1958年又提出中西医结合，开始时卫生部门有抵触，后来竟借此来控制中医、改造中医，限制了中医学术的自主权。”文革以后，中医由于没有独立行政权，发展一直没有起色。1980年卫生部召开的中医、中西医结合会议明确提出了“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都要大力发展、长期并存的方针”；1982年衡阳会议又重提“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都要大力发展、长期并存的方针”，说明此时的中医处境终于在中医界的努力下，获得了某些好转。三支力量的方针因给了中医独立发展的地位，也成了消灭中医势力的眼中钉。

在《新中国中医药事业的光辉历程》(以下简称中医大事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没有记载三支力量的方针，其谓：“1980年3月，卫生部召开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会议全面总结了建国30年来中医和中西医结合的重要经验教训，研究了党的重要政策，分析了当前存在的问题，讨论了今后应该采取的措施。”(22页)其中没有记录三支力量方针的提出；又谓：“1982年4月，卫生部在湖南衡阳召开了全国中医院和高等中医教育工作会议，会议讨论制订了《关于加强中医医院整顿和建设的意见》、《全国中医医院工作条例》(试行)、《努力提高教育质量、切实办好中医医院》等文件，这次会议特别强调了中医单位要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问题和增加中医事业经费问题，解除中医药后继乏人、乏术问题，中医药结合问题，中医教育工作的几个问题，中西医结合、中医研究和民族医学问题以及卫生行政部门加强对中医工作的领导问题等等。”(24页)也没有记录会议重提三支力量的方针。

吕炳奎在上述两次会议上的讲话和文章，证实会议确实明确提出了三支力量的方针，并且是得到中央同意的。他多次阐述了这一问题，其谓：“1980年3月卫生部召开了中医、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总结了30年来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了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都要大力发展、长期并存的方针。这一方针是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根本问题，对整个中医事业和中西医结合事业的发展是一件大事，对我国医学科学现代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又谓：“三支力量是客观存在，不是凭空想出来的。三支力量都要大力发展、长期并存的方针，是总结了30年的经验教训提出来的。……解放以后党提出了团结中西医的方针，好像问题解决了。现在看，实际上没有解决，中医的地位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今天，提出三支力量都要大力发展、长期并存，把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置于同等的地位，这样才能真正解决中医的地位问题。这个方针的提出，解决了几十年来，甚至近百年来遗留下来没有解决的问题。方针提出后，中医界皆大欢喜，西医方面也很欢迎，同意这样一个方针。中西医结合方面大部分人也同意这个方针。但是仍有部分人对这个方针不太理解。”

“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都要大力发展、长期并存的方针”，这样一个对中医生存发展有着巨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在衡阳会议以后没有被执行，在大事记中也没有被记载，中医经过30年的努力才争取到的独立地位，在衡阳会议以后竟无声无息了。这是十分吊诡的。衡阳会议以后，吕炳奎就被通知退居二线，没有了追办此事的权力。相反，卫生行政部门却加紧以立法的形式即以国家意志的形式压制中医，造成现今中医的境地，而西医则在卫生部的支持下实现了在中国医药市场的垄断地位。

中医的被消灭是由中国人自己造成的。

二、 所谓“现代化、科学化、国际化”，是消灭中医药的杀手锏

最近，美国华裔学者张绪通博士撰文揭开了消灭中医的惊人内幕。他文章中所提及的美国人Hans Ruesch撰写的文章《洛克菲勒药品帝国的真相》(TheTruth about the Rockefeller Drug Empire：The Drug Story)，清楚地告诉中国人，美国的洛克菲勒药品帝国早在1927年对中医做了些什么。张绪通博士说：“该文坦白地道出了缘由，洛克菲勒及其家族以学术基金会的名义，捐了一点钱给中国的医药界，美名其曰‘帮助中国实现中药现代化、科学化和国际化’，目的就是要中国人对自己的中医药学术的根源与体系产生怀疑，以至于厌弃。然后打出‘拯救中医中药’的美名，以‘中医药现代化、科学化’的幌子，达到彻底操纵、把控中国的中医药及其市场的目的，完全有他们的战略预谋。”在《洛克菲勒药品帝国的真相》一文中，作者写道：“洛克菲勒的各种各样的‘教育活动’在美国获得了巨大的利润，以至于在1927年发起了国际教育基金会作为小洛克菲勒自己的个人慈善事业，还捐赠了两千一百万美元作为启动资金，准备毫不吝惜地给予外国的大学和政客们，当然要附带各种条件。……洛克菲勒过去一直对中国有着特殊的兴趣，由于美孚石油公司几乎是‘中国油灯’用油的唯一供应者，因此他把钱用来设立中国医药基金和北京协和医学院，扮演着‘伟大的白人教父’的角色，来向他卑微的孩子们传播知识。洛克菲勒基金会投资达四千五百万美元用来‘西化’(实际是摧垮)中医。

医学院校被告知，如果它们想从洛克菲勒慷慨的赠予中得到好处，它们必须使五万万中国人民信服地把他们经过多少个世纪检验的安全、有效却又廉价的草药扔到垃圾箱里，让中国人民赞成使用美国制造的昂贵的有致癌、致畸作用的‘神’药，当这些药致命的副作用再也掩盖不住的时候，则需要不断地用新药来替代。如果他们不能通过大规模的动物实验来‘验证’他们古老的针灸的有效性，这就不能认为有任何‘科学价值’。西医对几千年来证实的针灸对人类的有效性毫不关心。

“但是共产党在中国执政以后，既然跟中国进行贸易已不可能，洛克菲勒一家也就对中国人民的健康突然失去了兴趣，并逐渐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了日本、印度和拉丁美洲。”

此段论述，就将前面所述南京民国政府卫生部副部长刘瑞恒以及余云岫有关“废止中医案”的背景全盘托出。刘瑞恒曾是协和医学院的院长，孙中山、梁启超在协和医院治病期间他都在场。而协和医学院本身就是洛克菲勒直接投资创办的。所以，洛克菲勒的“要说服五亿中国人相信西医而把‘安全、有效、廉价’的中医扔进垃圾箱”的资本阴谋就成为刘瑞恒的职责。他把这种职责从协和医学院带到了南京政府卫生部，并在1929年以行政手段在全国范围内废止中医。此举虽然遭到当时全国中医的反对，南京政府也于国代会上撤销了“废止中医案”，但是南京政府卫生部消灭中医的行政手段与体制已经建立，中医在此之后一直未得到重视。后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医受尽了欺辱和摧残，一直在苦苦挣扎。

此后的新中国，刚刚把美帝国主义赶出去，是不可能得到洛克菲勒“捐款”的。但是，第一届卫生会议所制订的一整套阻碍中医发展的法规，却成为中医发展路上的一个个制度陷阱。中医落入这陷阱中，就如同一个活的、可以自主行动的人忽然被五花大绑，动弹不得了。我们相信，这一制度陷阱与远在大洋彼岸的那个资本阴谋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利益授受关系。但诡异之处也正在于此——二者的态度和行为方案竟如此的意合神契！可见洛克菲勒策划的“以华制华”的阴谋是多么巧妙，不给钱也同样达到了消灭中医的目的。建国之初卫生部消灭中医的政策实行了整整三年，从此打下了卫生部门在认识上蔑视中医和行政上歧视中医的基础，实行了一条没有洛克菲勒的洛克菲勒路线。

医学院校被告知，如果它们想从洛克菲勒慷慨的赠予中得到好处，它们必须使五万万中国人民信服地把他们经过多少个世纪检验的安全、有效却又廉价的草药扔到垃圾箱里，让中国人民赞成使用美国制造的昂贵的有致癌、致畸作用的‘神’药，当这些药致命的副作用再也掩盖不住的时候，则需要不断地用新药来替代。如果他们不能通过大规模的动物实验来‘验证’他们古老的针灸的有效性，这就不能认为有任何‘科学价值’。西医对几千年来证实的针灸对人类的有效性毫不关心。

“但是共产党在中国执政以后，既然跟中国进行贸易已不可能，洛克菲勒一家也就对中国人民的健康突然失去了兴趣，并逐渐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了日本、印度和拉丁美洲。”

此段论述，就将前面所述南京民国政府卫生部副部长刘瑞恒以及余云岫有关“废止中医案”的背景全盘托出。刘瑞恒曾是协和医学院的院长，孙中山、梁启超在协和医院治病期间他都在场。而协和医学院本身就是洛克菲勒直接投资创办的。所以，洛克菲勒的“要说服五亿中国人相信西医而把‘安全、有效、廉价’的中医扔进垃圾箱”的资本阴谋就成为刘瑞恒的职责。他把这种职责从协和医学院带到了南京政府卫生部，并在1929年以行政手段在全国范围内废止中医。此举虽然遭到当时全国中医的反对，南京政府也于国代会上撤销了“废止中医案”，但是南京政府卫生部消灭中医的行政手段与体制已经建立，中医在此之后一直未得到重视。后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医受尽了欺辱和摧残，一直在苦苦挣扎。

此后的新中国，刚刚把美帝国主义赶出去，是不可能得到洛克菲勒“捐款”的。但是，第一届卫生会议所制订的一整套阻碍中医发展的法规，却成为中医发展路上的一个个制度陷阱。中医落入这陷阱中，就如同一个活的、可以自主行动的人忽然被五花大绑，动弹不得了。我们相信，这一制度陷阱与远在大洋彼岸的那个资本阴谋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利益授受关系。但诡异之处也正在于此——二者的态度和行为方案竟如此的意合神契！可见洛克菲勒策划的“以华制华”的阴谋是多么巧妙，不给钱也同样达到了消灭中医的目的。建国之初卫生部消灭中医的政策实行了整整三年，从此打下了卫生部门在认识上蔑视中医和行政上歧视中医的基础，实行了一条没有洛克菲勒的洛克菲勒路线。

从贺诚讲话到卫生部制订的一系列消灭中医的政策法规，完全是打着“中医科学化”的旗号进行的。中医科学化、现代化是洛克菲勒为消灭中医而设计的一个阴谋、一个陷阱。它是洛克菲勒教育基金会捐资的附加条件，即“帮助中国实现中药现代化、科学化和国际化”。它先是强蛮地给中医加上一把伸缩无定的、所谓“科学”的标尺，并教会你习惯于用这标尺去丈量中医。然而，你学会的只是技术性地丈量，而那标尺的伸缩幅度，却是由它来调定的。结果，你手里似乎有了一把尺子，但那尺子事实上永远也不属于你……这就是洛克菲勒阴谋的最吊诡之处！

大凡学习西医的人和西医化的人对洛氏的阴谋不但没有认识，反而认为中医就是不科学，就是要淘汰，并相信洛氏帮助中医实现现代化是真诚的、可信的。这又说明洛氏消灭中医的阴谋是多么的“英明”、有远见。

“中医现代化”在如今被卫生部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越叫越响，大有压倒一切之势。因为有了贺诚、王斌被撤职的前车之鉴，消灭中医的行为变得隐蔽起来。一般人从报纸新闻上总是认为中医是被重视的，然而却不知中医实际上在行政上、法律上是被压制的。

当然，现在不是纠缠谁的责任的时候，而是要重新执行三支力量的方针，给中医独立的行政权、教育权及适合其自身发展的政策和环境，还要有坚定的中医领导层，只要有5~10年的时间，中医是能够起死回生的。

三、 “西学中、中西医结合”，成为消灭中医的幌子

从1954年起，中央发现了贺诚与王斌消灭中医的做法，1955年在《人民日报》上开展了批判卫生部错误做法的宣传报导。8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朱莹的《〈健康报〉批判王斌在中医问题上的错误思想》的报道，一时间捍卫中医的呼声响遍全国。贺诚于1955年11月19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检查我在卫生工作中的错误思想》一文，旋即，12月2日，《人民日报》又刊登了任小风的文章：《批判贺诚同志在对待中医政策上的错误》。文中认为，贺诚检讨得不够深刻：“贺诚同志对于余云岫的备加赞扬，使鄙视中医的资产阶级思想受到莫大的鼓舞，这是不能隐讳的事实。解放后数年来，余云岫等变本加厉，大肆活动，公开出版诬蔑中医的书籍，印发消灭中医‘方案’，未受到卫生部门的任何干涉。所以余云岫之流兴高采烈地说：‘可见我们历来主张和所走的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所以医学革命在现阶段一定能获得最后胜利，是绝无疑问的；四十年来的医学革命，从今以后，应该是由理论转向实践的阶段了。’贺诚同志的思想究竟对于什么人有利，为什么人所拥护，是十分明显的。”

1955年，通过对贺诚、王斌的批判，以及对他们给予撤职的处分，说明毛泽东是不允许对中医药进行这样的灭杀的。虽然毛泽东对中医给予了大力支持，使中医在此之后有了短暂的发展，可是消灭中医的路线不时会出来干预中医工作。这又是什么原因呢？中国中医药学会的柳秉理先生对此有很深刻的分析，其谓：“1958年，以毛泽东对卫生部党组‘关于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总结报告’的批示和当时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的社论为基础，铸成了困扰中医发展长达40年之久的一个悖论。这个悖论的核心是：既承认中医是科学的，又将中医自身的发展与完善寄托在西医学术身上。其症结在于：中医既然是科学的，为什么不能按照自身的科学规律，自我发展、自我完善呢？表面上看，毛泽东的批示与王斌、贺诚等的观点不同。实际上，后者要求中医人员通过学习西医基础理论，使中医西医化；前者要求西医人员学习一点中医，进而用西医基础理论的标准改造中医。这虽然不算是‘朝三幕四’的游戏，但两者却本同而形异，殊途而同归，最终都将使中医的基础理论被彻底丢掉。应当肯定，当初毛是出于对中医的保护。但因为他不懂中医的科学原理，也不懂中、西医的真正区别，所以按照他的指示所办的仍然是余云岫当初想要办的事。”这就给消灭中医人士利用中西医结合来代替中医有了借口，并且利用中西医结合来达到消灭中医的目的更具隐蔽性。

在消灭中医的路线影响下，纯中医已经基本被排除在执业医师外，成为民间的地下医生。也是在此路线下，余云岫的后人也开始为余辩解，其子余诞年2003年11月16日在网上发表的题为《余云岫观点的真伪辩》一文中，以现今中医的西医化为翻案借口，只字不提“废止中医案”、使“新的旧医不得产生”等余云岫提案的实质，而谓：“从上世纪视科学实验为‘画蛇添足之举’，将医学科学教育视为‘胔骨堆中，杀生场上医学’的‘旧医’，到现在具备数理化知识，掌握现代医学生物学基础，懂得解剖、生理、微生物学甚至遗传学、免疫学的中医，二者之间已不可同日而语了，也许这就是被一些人所指责的‘西医化’现象。当年余云岫提出在医政管理上要进行登记，要进行资格认定，并非只针对中医而言，现在看来都是现代化国家行政管理上所必须施行的，并提出用医学科学基础理论进行培训，也是鉴于当时我国落后的医学科学现状和落后的医学教育现状，并非所谓要消灭中医的措施，如今也都施行了。”

其孙余忾2000年7月在网上发表了题为《近代杰出的医学家余云岫医师》的文章，掩盖余云岫“废止中医案”中消灭中医的杀机，反而将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宇宙运行模论“阴阳五行”视为伪科学，其谓：“这样一位优秀的科学家就是因为坚持科学，反对《黄帝内经》所主张的阴阳五行等伪科学而长期被忽略。”“近代我国几乎全面地实行唯物论的研究方法，只是在中医界还保留了阴阳五行等玄说，而且至今也没有人用科学的实验方法来证明这种学说的正确性，好像也不打算这样做。1917年余云岫出版了《灵素商兑》一文，系统地批判了《黄帝内经》一书，震撼了医学界，他高举医学革命的旗帜，驳得中医们无以言对，至今也没有人对他的论点进行过像样的反驳。”“历史上阴阳五行学说风行了两千多年，除了名家、法家和荀子外都被其渗入，儒家从子思、孟子开始也讲起了阴阳五行，成了阻碍中国科学发展的主要祸根。”“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进步，现在我国的哲学界已经没有了阴阳五行的影子，其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界也消除了阴阳五行等玄学，只有中医还把它当宝贝，当然还有巫婆神汉、风水先生、算命先生。老百姓把‘医、卜、星、相’归为同类。就是因为他们的理论基础是相同的。”中国近、现代被西化的结果，也成了余云岫的后代为其翻案的依据，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卫生行政部门对中医的消灭政策与余云岫在精神上是一致的。

现今，要解决中医发展问题，首先就得解决中医管理制度层面的问题；而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制度创新，就要对以往55年中医政策的成败经验进行总结。西学中，即想让西医学习点中医进而去研究和发展中医，现在看来是行不通的。中西医结合，想用此来代替中医，是较长时间以来直至今日卫生部的主要做法。这里面一方面是事与愿违，并不能真正实现中医自身的创新和发展；另一方面，容易被反对中医人士所利用，成为一个欺骗性极强的借口，行消灭中医之实。试想一想，没有了中医，中西医结合还能有吗？所以，毛主席对中医的这两个指导方针，如果在中医有独立行政权时，对中医还不会有太大危害，但在中医没有独立行政权时，就会使中医遭致灭顶之灾。再加上现今对中医现代化、中药现代化的提法和纲要都已出台，就更加剧了中医灭亡的速度。这是关乎中华文化存亡的大事，不能掉以轻心！

四、 现实的危局：西医对中医药生存权的制度化剥夺

新中国成立以来，卫生部一直是西医的一统天下，中医是没有行政领导权的。经过55年的“统治”，西医在卫生部的领导下，实现了医药行业的垄断，造成医药费不断高涨。据媒体报道，“从1996年以来，政府已经16次出台降低药价的措施，然而药价高涨之势却依然得不到扼制，看不起病，吃不起药已经普遍成为国民之痛”。各种文章列举了许多原因，但未从垄断的角度去看。

由于西医在医药行业的垄断地位和其本身掌握着行政大权，中医的生存权遭到钳制。单从人数上的变化，就已说明问题。西医人数从1950年的2万人到2004年的157万人，增长了70多倍；而中医则从1950年的27〜30万人到2004年的27万人，实现了“零增长”。70∶0——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比例啊！如果没有卫生部门通过行政意志而造成的西医统治和其为西医实现了行业垄断，这种人数增长的变化是谁也无法做到的。况且，现在中医27万人的医疗水平是无法与55年前的27万人相比的。

由于西医在医药行政上独揽大权(1986年成立的中医药管理局由卫生部代管)和在医药行业的垄断地位，对中医在许多方面都实行了限制和打压：

1、卫生部及中医药管理局一直大力宣传中医药现代化、科学化，用“现代化”概念来偷换医学的目的，成了洛克菲勒的应声虫。如2002年出台的《中药现代化发展纲要(2002年至2010年)》，将中药的开发、研制完全置于西医方法和标准之下，实行医药分家，尤其是将中药饮片改换成颗粒饮片，就是对中药的极大破坏。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了那副“标尺”的诡秘。本来，医学的目的是治病救人，讲的是疗效。任何医学，只要能治病救人，有疗效，不管它在现代还是在古代，中国的还是外国的，都一样的会受到人们的认同。就是说，医学的治病疗效与现代化没有绝对的关系。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令人们感到现代化的优越性，似乎什么事情只要一说是现代化的，就是科学的、进步的。其实，将现代化与医学尤其是中医学相提并论，是一个悖论。因为它将物质文明发展与人类自身进化即生物进化混淆起来了。——现代人类与一万年前的人类在生理上有何本质变化？据人类学观点，一万年以内的人类或生物基本上是没有变化的。那么，作为医学是为医治人类疾病而形成的学科，只要人类本身以及生物没有大的变化，这个学科的对象也就不会有大的变化，就是有了变化，也不会是在本质上的。这跟文明的变迁是两码事。人类与生物进化是同步的，既然一万年至今生物进化基本上没有变化，那么，具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医学在治疗人类疾病上也不会有大的变化，一种药入什么经、治什么病，也同样不会有大的变化。中医与人类同时进入现代，这本身就说明中医具备有超时代的内涵，它并没有因为进入了现代而不能治病，相反，许多西医无法治愈的疾病，中医往往能将它治愈。中医将人类与自然万物和谐地融为一体，只要大自然适合人类和万物生存与存在，中医学就永远能医治人类的疾病，这与现代化与否没有关系。物质文明则与现代化有直接的关系，古代人们出行乘的是轿子、马车，现代则是汽车、飞机，这才是现代化的内涵，而不是生物进化的内涵。用现代化来混淆物质文明与生物进化的内涵，让中医药现代化、科学化，是美国洛克菲勒财团为要消灭中医进而达到西医垄断中国医药行业而设计的阴谋。这个命题本身就倒置了医学的目的是治病救人、重在疗效的原则。西化的中国人“相信”所谓的中医药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洛克菲勒阴谋的马前卒。他们掌握着卫生行政大权，积极对中医实行现代化，无形中成为替洛氏达到了用中国人来消灭中医目的的中国人。这样就使美国的西医药在没有竞争的情况下进入中国，进而垄断中国的医药市场。如1998年国家药品监督局成立以来，每年都批准数百种甚至上千种西药进入我国，严重打压了我国医药工商企业的发展。洛氏对中医的治病能力和治病效果是非常清楚的，西医如果在平等条件下与中医竞争并不具有当然的优势。因此，洛氏投资设立教育基金会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让中国人厌弃“安全、有效、廉价”的中医，用科学化、现代化来回避中医“安全、有效、廉价”的优势，利用中国人近百年来被西方人征服而形成的民族自卑感，用科学化、现代化的幌子来蒙蔽中国人，进而强化中国人的这种自卑感，使他们自觉地帮助洛氏来消灭中医。事实证明，洛氏是成功的，少数中国人已经将中医推到了灭亡的境地。

2、1980年及1982年卫生部在中医及中西医会议和衡阳会议上两次提出“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都要大力发展，长期并存的方针”，并得到中央同意。这是中医为争取独立行政权的一件大事，是破除西医垄断的有利武器。三支力量方针的提出，使中医应该享有独立行政权有了依据，加之以吕炳奎为首的中医界的力争，才使国务院在1986年同意设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这本应是对中医发展有利的大好事，然而国务院虽明确规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是国务院直属机构，但是却由卫生部代管。这一代管，便使得中医为争取独立行政权的努力前功尽弃，使得破除西医垄断的战略功亏一篑，致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形同虚设，反而形成了卫生部机构的重叠设置，如局和部都有“医政司”、“科技司”、“外事司”、“办公厅”等等。中医药管理局根本没有去行使也没有权力去行使中医的行政权。

3、历史上有名的反对中医者余云岫，除了指责中医不科学外，还有具体消灭中医的措施，医药分家就是其中之一。卫生部将药政局和医疗器械局合并为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后又改名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该机构成立后即大肆推行美国FDA管理模式，让中药同美国的西药一样进行FDA标准管理，在行业内推行GAP、GSP、GMP等管理，花了国家数目惊人的人民币，搞得不少工商企业负债累累，无法进行运转。特别是中药，现在是农民种药要GAP,工厂生产要GMP，商业经销要GSP。致使中药成本大增，吃中药比西药还贵，人们吃不起中药。中药的生产出现了严重危机。医药管理分家后，对中医的管理更加西化，中医不能独自配制中药制剂了，要配制剂必须申请，将组方上报药监局审批。这个中医自古传承至今的配药制剂行为，是中医将有效的药方配制出一种有针对性的普遍可用的通方药剂，以方便同类患者，也是扩大医治患者人群的方法。中医自古以来都是以医管药，即“用药如用兵”，药物的用法完全是由医生控制监制的。不像西医，药物是由药物研究机构控制监制的，西医生根本不懂制药。限制中医独立制剂，也就束缚了中医的手脚，同样，也是对患者一种限制。这就实现了历史上反对中医、并要废止中医的余云岫提案中医药分家的条款。中医不能配制制剂，本身就是在扼杀中医；组方上报审批，则是蔑视中医的知识产权，是对知识产权法的公然践踏。而且，如果中医配制制剂未上报，或未被批准，就以制售假药论罪，全国不知有多少中医因此而坐罪犯典。中医秘方得不到保护，中医人格遭受侮辱。

4、在中医高等教育方面，强化西医的教授，将中医四部经典改为选修课，中医大学生甚至硕士生、博士生没有通读过《黄帝内经》的大有人在；中医药大学毕业生考上西医研究生的也不在少数。忽视中医临床的教育，而把西医的小白鼠实验搬来教授中医硕士生和博士生。这种西化教育被中医大学教授自嘲为他们在培养中医的“掘墓人”。这种教育方法是1950年卫生部所办中医进修学校(实为以西医改造中医消灭中医)的翻版和扩大。据《中国中医药报》2004年5月12日《中医院校西医课程教改取得成果》一文报道：“教育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围绕中医类专业的培养目标和业务要求，以崭新的思路开展西医基础与桥梁课程设置与教学内容改革的探索性研究。他们首先对中医院校目前设置的西医学基础课程主要知识点在中医人才知识结构中的相对重要程度开展了大规模的咨询调查。在此基础上，对传统设置的人体解剖、组织胚胎学、生理学等10多门西医学基础课与桥梁课教学知识点进行了分解和重新组合，形成了新的课程群，构筑了包括《人体形态学》、《人体机能学》、《病原生物学》、《西医诊疗学基础》、《应用药理学》和《预防医学概论》等新的综合性西医基础课程体系，编写出相应的改革教材，并同步进行了综合性实验课程教学改革的研究。……第四，项目在实验教学方面更重视对中医学生实验动手能力及科研设计能力的培养，把以往单一验证性的实验课传统模式，改革为综合探索性实验教学模式，更有利于培养中医学生应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研究发展中医学的意识与能力。”从这篇对中医学课程改革及安排的报道看，现今中医的教育，已经全然西化，其培养目标就是不培养真正的中医师。

以上报道证明，中医现今的教育，仍然在走50多年前被撤职的卫生部贺诚副部长所推行的消灭中医的教育路线。贺诚当年解释中医进修学校如何施教时说：“所谓进修，就是学习现代科学医学的基本知识，学习预防医学的基本知识，用矿物学医学的基本知识去解释问题，以代替唯心的方法。中医比起西医是落后一些，这一点应当承认，否则便会阻碍进步，而进步得少或慢，就不能满足客观的要求。……如果办中医进修学校还教中医理论，对中医的前途并不有利。……世界上只有一个医学，中国也只有一个医学……中医对于这个医学贡献得越多越好，但却没有可能长期存在，这个前途必须认清。”贺诚消灭中医的路线实行三年后被中央发现，当即被毛主席取缔，他本人也被撤职，但是他的这条消灭中医的路线，又在上世纪80年代逐步复活。进入21世纪，中医面临即将被消灭的境地。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关键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中医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因此，这条消灭中医的路线是一定要纠正的！不纠正，中华民族将失去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心力和体力。

5、同样在教育上，贬低中医师带徒的优越性，取消了师带徒这个中医传承的法宝。为了混淆视听，又以行政手段指派一定学历、一定职称的中医去向有职称的名老中医拜师。这在形式上看似师带徒，本质上已背离了中医自古传承的师带徒内涵。真正的师带徒，带的是从未学过或刚刚入门的弟子。如果已经学成或行医多年，这种拜师或学徒与师带徒的本质有着天壤之别，结果是这种师带徒根本无法将老中医的全部学问和医疗思想继承下来。这种指定或指派的师带徒形式完全是以现今《执业医师法》的框架设计的，而《执业医师法》恰恰把民间的名老中医及民间医师给排除掉了，所以，至少要把“指派”与民间的师带徒并举，才能保证中医得以有效传承。

6、由于否定了师带徒的传承，大量学徒出身的中医师被排除在中医队伍之外。1999年出台的《执业医师法》使许多中医师尤其是学徒出身的中医师没有得到医师执业证，无法公开行医，成为贺诚在50年前检讨中所说的“政府取缔，人民批准”的“地下医生”。与50多年前不同的是，现在的这种“地下医生”一旦被发现是要以非法行医论罪的。由于许多民间中医没有执业医师证，而《执业医师法》对这些无证的中医师的行医行为可以进行取缔、罚款甚至判罪。据报载，2004年5万余无证行医户被取缔；2005年7月前又有3.4万非法行医户被取缔。当然这8万余人中肯定有一些骗子，但是其中肯定也有一部分应是未得到中医师执业证的民间医师。认定8万人都是行骗，却还有患者相信，这是没有说服力的。从这些数字可以证明，《执业医师法》又一次造就了大量的“政府取缔，人民批准”的“地下医生”。例如，2005年4月27日《福州晚报》刘磊撰文《百余居民为“游医”求情说明什么？》——文中将所谓“游医”能将“感冒在大医院花一两百元都看不好，在这里七八元就可以治愈”的现实与无证行医的矛盾列举出来，文中所提及的“游医”，应是未得到执业证的民间医生。

否定了师带徒教育形式的另一个顺理成章的结果，就是2003年卫生部全面撤销民办中医院校，甚至包括国家自学考试中的中医药专业。大量中医药学子被迫改专业和改行，或终止学业。

7、在卫生行政管理上，也出现了怪事。由卫生部代管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从1986年成立至今已近20年，可是其在各省市的下设机关却根本没有配套成一完整的管理体系。据《中国中医药报》报道：“全国36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中，成立地厅级中医药管理局的有7个，处级局有13个，中医处有16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不为中医说话，是中医界众所皆知的事，因此其机构的不完善，就是“理所当然”的了。这也是对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的一个讽刺。《条例》规定：“国务院中医药管理部门负责全国中医药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中医药管理的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内的中医药管理工作。”全国有三千余县基本上没有中医管理机构，也可以说是由于卫生部代管、中医药管理局不管造成的。

8、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对中医进行了更加严厉的打击。吕炳奎生前呼吁对中医重新立法，就是因为现今的医药法规对中医是不平等的，许多法规根本就没有把中医放在眼里。例如《传染病防治法》。根据此法，中医根本就接触不到传染病人，更何况治疗了。但在“非典”流行期间，中医治疗的优越性超过了西医，这一点是令西化人士备感尴尬的。

2005年6月，中医立法起草小组已经成立，但是谁在主持、成员是谁等等信息都是不透明的。应该增加透明度，不能让反中医的和西化中医的人主持，但愿中医的立法别又是主张消灭中医的人在起草。要让中医药法规真正起到促进中医药发展的作用。

中医在中国，为什么被西医这样打压，并且恨之入骨，甚至有对中医置之死地而后快的行为和做法，这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和国际背景的。当我们了解了这些历史和国际背景后，困惑我们中国人的中医情结和为什么中国人学了西医就反对中医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五、选中医之中坚分子行使中医之独立行政权，是中医起死回生的首要条件

当今，应当清楚地认识到洛克菲勒资本阴谋的阴险性和隐蔽性，真正将中国文化复兴起来。这有一系列的工作要做。这个工作，宏观地说就是21世纪中国人自主文化立场的觉醒和民族文化复兴的工程。中医作为中国文化核心构成的一部分，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中医行将灭亡的制度环境：给中医起死回生的机会；给中医独立行政权；按中医传承和发展规律制订法律；承认并资助中医师带徒；改变中医高等教育的课程设置；等等。

被誉为新中国中医事业奠基人的吕炳奎生前曾多次因中医问题向中央报告，希望能给中医与西医平等的政策，进而解决中医濒危的境地。他为中医奋斗了一生，现在看来，这本质上仍然是在与洛克菲勒资本阴谋进行的斗争。他生前对中医药争取独立行政权寄予深厚希望，并曾提名骆诗文同志担任第一任“中医药部”部长。他在给温总理的信中说：“让骆诗文同志担任中医药部第一任部长。他是中医界难得的人才。……如果中医药部再让西医以及反对中医的人掌权，将使对中医药学的挽救功亏一篑，将使设立中医药部的决定形同虚设！”为了能保证中医起死回生的大事，他对中医药干部的选拔还提出了超龄和破格并用的建议，因为担当中医药事业起死回生的重任，没有丰富的经验和对中医药现实情况的深刻了解以及对中医药事业的无限热爱，是无法胜任的。

总之，中医的命运岌岌可危，检讨历史只是为了厘清认识，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而是要尽快将中医药抢救回来。因此，设立“中医药部”，让真正热爱中医又具有丰富经验的中医药干部来领导中医药，是真正能使中医药起死回生的前提，再拖延不决、优柔寡断，中医就完了，——这一代人都将成为历史罪人。

一个民族文化的兴衰，制度起着关键性作用。挽救中医药，一切将取决于中央的决心。中华民族的真正复兴，中国文化是其灵魂，中医药是中国文化的脊梁。中国政府在了解了卫生部长期以来因为制度偏差而实际上不断在消灭中医、致使中医药已经到了灭亡境地的情况之后，抢救中医药、抢救中国文化，自然就成为当届政府的首要任务。这实际上是对中华民族灵魂的抢救。一个民族没有了自己的文化，这个民族就会魂不附体，就会成为其他民族或是帝国主义的附庸。所以，抢救中医药不只是中医药界的事情，也是中华民族的事情。

为了对近百年来中医的危局以及这危局的症结有个更清醒的认识，让我们走进历史……